首页 >> 兴发娱乐官方网站 >> 伦理学
王中江:孟子的伦理选择论 ——从“可欲”到“能”和“为”
2019年01月11日 10:52 来源:《兴发娱乐官方网站研究》 作者:王中江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Mengzi's Theory of Ethical Choice:From "Desirability" to "Ability" and "Action"

  作者简介:王中江,北京大学兴发娱乐官方网站系。

  原发信息:《兴发娱乐官方网站研究》(京)2018年第20187期

  内容提要: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是可欲的最高的善,而且也是人完全能够获得的价值。

  关 键 词:伦理选择/可欲/能/践行

 

  谈论人的相似本性是什么和人先天具有什么能力,同谈论它实际上表现出了什么品格、履行了什么美德,一般来说两者是有区别的。孟子是伦理学中高度相信人先天具有伦理禀赋和道德能力(即一般所言的孟子的“性善论”)的象征性人物。不可否认,人的先天道德能力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伦理基础和可能,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孟子没有承诺一个人在现实中自然而然就一定或必然是有善行的人,是有美德的人。我们知道,孟子在不同的地方提醒和告诫人们,人(先天的善端的相似性)同禽兽之间的差别,只有微小的不同(“几希”);我们还知道,孟子对人们弃置本心(“放其心”“失其本心”)的可能和现实也十分清楚。

  因此,对孟子来说,人实际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运用他的道德能力并表现出道德行为,最终取决于他究竟愿意和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他实际上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人只有在现实中作出伦理选择、形成伦理意志并产生伦理行为,才算实现了他的道德能力。为什么具有先天道德能力的人,不能自然而然就是有道德的人,部分原因是人的先天禀赋中还有别的性情和能力,这些东西不同于他的道德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实,面对不同的可能和选项,特别是在面对彼此相互冲突的价值的时候,人们如何考虑、如何选择并最终如何行动,其结果当然大不一样。这是人的复杂性所在,也是人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遇到的困难之处。孟子很清楚这一点,正是因为如此,他用大量篇幅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提出的论辩,都是想方设法教导人们在不同的可能性和选择中,关键要作出的是伦理选择和决断,是努力去实现自己的道德能力,是坚持不懈地去成就自己的美德。这才是人真正“可欲”的东西,是人完全能够(“能”)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应该去力行和践履(“为”)的事务。由此孟子构建起来的伦理选择论和模式,就像他的其他思想(包括“性善论”)那样重要,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孟子的伦理学显然也是需要的。

  一、什么是“可欲的”?

  只要认识到孟子的“性善论”仅仅是说人先天具有一定的道德禀赋和在现实中成善的可能,而不是指在现实中自然就会有现成的善行;只要认识到孟子的“天”和“命”的观念(有关这方面后面将涉及)也不是指人如何作出选择和行动是被决定的,那么人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完全是自由的。事实上,孟子从不怀疑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这也包括人的道德意志。孟子的许多言行证明,他信奉人的独立、自尊、自主和自由精神。正是由于人的意志是高度自主和自由的,同时也由于人有着不同的“自我”并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实际情景,他就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这不等于说人只要作出了选择,他的选择实际上就一定是好的选择。因此,人自由选择并能够作出好的选择,首先就要认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值得选择和从事的事务,一句话,什么是可欲的和可取的。

  孟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是抽象性的。在这一方式中,孟子没有指明具体是什么好的东西,是什么好的价值,它又好在哪里。以下是孟子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几个说法: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尽心上》)

  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同上)

  这三个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谈论人的选择的,但又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从孟子使用的“不为”“有为”“无为”“不欲”“不可已”“厚者薄”等词汇来看,他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出了人们应该如何作出选择,并没有告诉人们要选择的具体“事物”和“价值”是什么。

  在第一个说法中,人的“不为”是“有为”的条件,人只有不去做某些事情,放弃某些事情,他才能去做另外的一些事情,他才能在这些事情上有所作为。这就等于说,有一些事情不值得人们去选择和做,有的事情才值得人们去选择和做。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人们如果去选择不值得选择的事情和去做不值得做的事,那么他们就无法再选择值得去选择和值得去做的事。这与通常说的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失才能有所得的理性选择论原则上有一致的地方。

  孟子的第二个说法,是对第一个说法“人有不为”的立场的强化。“人有不为”是规劝人们放弃某些事情,虽然这些事情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人们为了做更想做的、更值得做的事而且还要将它们做好,那他们就只能割舍这一部分事情。第二个说法扩大了“不为”的范围,其扩大的不做的事情,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人有不为”的“不为”有“想为”的含义,而“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的“不为”和“不欲”,同它明显不同,两者都有不想、不情愿(行为和结果)的含义。

  要说人们不情愿去做什么事,不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他不去做、不去求不就可以了吗?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规劝,因为他知道人们实际上难免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难免去要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这是违心的,看起来也是矛盾的。但要知道,如果说这是违心,那并非外在强迫的结果,而是一方面他不情愿实际上他又做了的结果。朱子把它解释为人的私心的抬头,我们也可以用无奈等来解释。孟子的“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既有“不想为”“不欲欲”的意思,也有“不应为”“不应欲”的意思。这是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谈到的。孟子以伦理和道德为根本价值,他规劝人们不要去做他不想做的事,不要去取他不想取的结果,不仅是基于人们自己“不情愿”,而且也基于对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反过来说,人不仅要做他想做的事,要去求他想求的东西,这才是应该的和正当的。在孟子那里,应该的和正当的东西主要是伦理和道德上的。

  孟子的第三个说法,是用不应该停止、不应该菲薄(“薄”)的这一“否定式”来表达一个“应该”的“肯定式”(要“不已”和“厚”),而且是必须的(“不可已”)。在人面临的选择中,有的事情看似是可做也可不做,但比较起来,两者之中仍有做何者是更好一些的选择的不同。孟子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但有的事情是人应该去做也必须做的,对于这样的事情,人不仅要做,而且还要坚持做。孟子的第三个说法,把人必须做而不做、必须厚待而不厚待的推论说到了极致——他没有什么要做的,也没有什么要厚待的。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孟子这样推论只是要强调,人们只有选择最重要的事物和价值,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人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孟子的伦理选择论给出的第二种回答比第一种回答要具体一些,那就是他引入了“善”的价值观念。这是孟子回答齐国人浩生不害的问题而提出的。浩生不害问孟子“乐正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孟子说乐正子是一位善人和可信的人。浩生可能觉得孟子对乐正子的评价过高,他就进一步问孟子所说的“善”和“信”是指什么。孟子回答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我们要关注的是孟子的“可欲”和“善”的观念。孟子这里说的“善”同他在有的地方说的“善”有类似性,它是指“好”的事物和东西。撇开孟子“性善”的“善”不说,这里我们举几个孟子在其他地方用“善”的例子: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 ,予既已知之矣。’ 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孟子·告子下》)

  这三个例子中的“善”,都是指好的事物和价值,都是指人们值得和应该去从事和追求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是“可欲的”。“可以”希求、欲求的东西才是“善”,反过来说,就是只有“善”才值得人们希求和欲求。与之对立,人们不应该去做和求的,则是“不善”。“可欲”的是“善”的东西,在孟子那里也是真正“可贵”的东西。《孟子·告子上》指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事实,那就是希望高贵:“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但人要达到“高贵”,他就必须拥有真正高贵的东西。

  二、为什么是伦理选择?

  从抽象的“不为”“不欲”和“有为”“不可已”,到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可贵”,这是孟子伦理选择论的一个模式。按照这种选择论和模式,我们还看不出它要选择的更具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同上面引用《孟子·告子上》说的那样,人人都有共同的“欲贵之心”,人人自身都有“可贵的东西”,但人心中这种“欲贵”“贵于己”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孟子没有明确指出。孟子的选择论根本上是伦理选择论,因此,孟子追求的有为、可欲之善和可贵,具体来说就是“仁义”等伦理价值。在下面这段话中,孟子正是将真正“可贵”的东西同“仁义”价值结合在一起: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今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

  从《孟子·告子上》说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来看,作为伦理道德的“善”是“仁义忠信”;而“仁义忠信”就是“善”的伦理道德价值。

  “可欲”的“善”就是“可贵”的,“可贵”的就是仁义的,也是可为的。上述我们谈到孟子的“可以有为”,现在我们可以说,孟子说的“可以有为”具体所指是“善的”“贵的”,更具体所指是“仁义”。《孟子·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里的“所不为”类似于“人有不为也”中的“不为”,“所为”类似于“而后可以有为”中的“有为”,它们就是“仁”和“义”。

  好、善或价值都可以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好生活”意义上的“善”那样,它有“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性灵)诸善”三个方面的所指。(参见亚里士多德,1965年,第339-340页)但亚里士多德对“善”也有狭义的伦理道德上的用法。如他说:

  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人如不作善行(义行)终于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人如无善德而欠明哲,终于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亦然。一个城邦必须由相同于人们所由称为义士、为达者、为哲人的诸品德,惟有勇毅、正义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而导到幸福]。(亚里士多德,1965年,第342页)

  孟子所说的人的“可欲的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狭义的用法,它是指伦理和道德意义上的“善”。只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善的美德主要是勇敢、节制、公正、中道等。对孟子来说,善的美德主要是仁、义、礼、智、忠、孝等等。

  在孟子那里,伦理的、道德的价值往往同非伦理、非道德的价值相区别(虽然一般情况下是同反伦理、反道德的东西相对照,如善与恶等)。孟子的伦理选择论和模式又是在它们的对比中展开的。下面我们将它们分成两组分别来考察一下。

  第一组是孟子在“天爵”与“人爵”、人的身心的“大体”与“小体”及“贵”与“贱”(或“大”与“小”)之间作出的区分和选择。“天爵”与“人爵”的区分见于《孟子·告子上》: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孟子又称“天之尊爵”,指伦理道德价值——仁义等。如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相对于“天爵”的“人爵”,是指人的社会地位、权势、财产等方面。孟子认为过去的人修身养性,一心一意追求的是伦理道德价值,他们由此也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但时下人们的做法却相反。对他们来说,社会地位和利益是首要的和根本的,伦理和道德不过是实现这些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他们一旦获得了利益,就放弃伦理道德价值的学习和培养。孟子说,没有比这种人更“迷惑”的人了。他断定这种人在社会上最终站不住脚。

  孟子区分身体为“大体”与“小体”、“贵”与“贱”、“大”与“小”的方式,也见于《孟子·告子上》: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按照这里的区分,人的整体性的生命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身”,另一方面是“心”。身指人的形体和耳、目等感官;心指人的精神、自我认知和道德反思能力。在人的生命中,两者不是对等、平等性的存在。“身”和“形”卑贱、轻微、不重要;“心”是尊贵的、重要的。这是儒家意识中的“身心”二元论。其实这种二元论很难成立。身、形体、感官总是同心分不开的。身、形和耳目等的反应,都离不开意识和心灵的作用。两者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心”的不同,正如希腊兴发娱乐官方网站家区分“灵魂”有不同的方面那样。

  孟子作这种区分,不是一般地否定人对于身体、形体和感官方面的需求和满足。问题在于,有的人只选择感官欲望的满足,而忽视了伦理道德价值。他们不懂得人同时或首先要养护的是他的心灵和美德。对人来说,这才是根本性的价值。人的善与不善,他是有美德的大人,还是没有美德的小人,区别就在于他是不是培养了自己的美德。

  为了说明人在现实中区分贵贱和轻重的重要性,孟子使用了类比,这是他喜欢的一种论证方式。他用的一个类比,是将人是否选择伦理道德价值类比为林场师是否选择良木。很显然,林场师清楚地知道为了保护良好的树木和木材(“梧槚”),他就要伐掉荆棘(“ 棘”)。他决不会愚蠢地“舍其梧槚,养其 棘”;同样,一个人爱护和养护他的身体,也决不会不知轻重、因小失大,“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孟子·告子上》)对于人们不懂得轻重、贵贱而作出不好的选择,孟子使用的另一个类比,是将人重视自己的“手指头”同重视他的心灵进行对比。孟子说,一个人重视自己的“一个指头不若人”,却轻视自己的“心灵不若人”,这是“不知类”:

  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同上)

  人的心灵显然比人的一个手指头重要,既然人们都懂得养护他的手指,他就更应该养护他的心灵。这一类比也很有说服力。人的身体作为完整的生命体当然是重要的,但在不得不作出取舍的无奈选择时,人们都知道何轻何重、何取何舍。

  第二组是孟子在“义”“礼”与“利”“生”“食色”之间作出的区分和决断。在孟子的诸多论辩中,他的“义利之辨”最著名,也最为人熟知。如何在义与利之间作出好的选择,孟子也使用了类比。《孟子·告子上》把义与利的轻重类比为鱼与熊掌的轻重。对许多人来说,鱼和熊掌都是可欲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人们就应选择稀少的熊掌而不是选择常见的鱼。同样,在孟子看来,道义与生存也都是可欲的;人们也知道,道义比生存更重要。因此,在两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人们就应该勇敢地“舍生而取义”,就像孔子提倡的“杀身以成仁”那样。这一选择的可行性,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认为道义比生存更重要。不管如何,这是孟子的信仰,他希望人们也有这种信仰。孟子相信,人有比生更重要的欲求,也有比死更可恶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就会不避祸患,选择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生死与道义不能兼得,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它不是伦理世界中的常态。

  如何在礼义与食色之间作出选择,这原是一位不知名的任国人对孟子的弟子屋庐子提出的问题。他问屋庐子礼义与食物和婚姻何者更重要。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是否认为礼义比食物和婚姻更重要不好说,人们一般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屋庐子作为孟子的学生,他应该认同孟子的价值观,相信礼义重于食物和婚姻。他正是这样回答任子提出的问题的。任子大概不满意屋庐子的回答,于是引入了更多的条件,将问题变成了生死、两难的选择,即人如果遵守礼义他就得不到食物并将饥饿而死,否则的话他就能活下来;同样,人如果遵守礼义,他就可能无法结婚,否则,他就能够结婚。这难住了屋庐子,他无言以对。他见到孟子时,就求教于他的老师。按照孟子“舍生取义”的立场,他会干脆地回答说,人宁可没有食物饿死,宁可遵守礼义而不结婚,也不能违犯礼义而获得食色。但在这里孟子没有这样回答,他首先对任子附加、加重一边的条件提出了批评: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孟子·告子上》)

  在通常情况下,说礼义重于食物和婚姻,并不等于说尊重礼义就会饿死和不结婚。既然任子将问题推到了极端,那孟子也加重了一方的行为来使任子陷入困境。他让屋庐子回去这样反问任子:

  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 ,则不得食,则将 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同上)

  虽然孟子有相对于“经”的“权”的伦理境遇论,但这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类似于康德的伦理义务论,孟子整体上是奉行伦理至上主义的。

  在孟子那里,义与利等不同价值的选择不只是义理模式,它也是历史上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孟子举的一个例子是舜和他的信徒同跖和他的信徒的相反做法:“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将曾子同他人进行比较。在孔子的弟子中,曾子以孝著称。对孟子来说,曾子更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典范:“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上》)除了过去的例子,孟子还以自身来期许。如他对如何面对权势和权贵作出了设想。在这种设想中,孟子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尊精神: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孟子伦理选择论的第二种模式,是直接肯定仁义等具体的伦理价值,并从天爵与人爵、体的贵与贱和大与小,从义与利和生,从礼与食和色等两组的关系中来论证伦理价值是最值得选择的。其选择的两方都是“可欲的”的东西,都是“值得”和应该具有的东西。但由于一方属于伦理价值,另一方则不属于伦理价值,因此,在两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人就应该选择伦理价值而舍弃非伦理的东西,不管自己会因此失去多少好处和利益。孟子的伦理学不同于功利主义,它不以功利的大小、多少和是否有助于人的快乐和福祉来权衡行为的正当。从他说的“杀一无辜得天下而不为”可以看出,人即使失去再多的实际利益,也不能去做违背伦理的事情。对于认为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清心剂。

作者简介

姓名:王中江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钱柜娱乐777官方唯一网址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