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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明治维新
2019年09月09日 09:15 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 作者:杨栋梁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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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日本经历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德川幕府的独裁统治发生动摇。天皇与尊王倒幕派地方强藩及下级武士相互利用、相互借力,推翻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此后展开的“维新”经历了政府内部近代派与守旧派以及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的激烈斗争,天皇的“裁断”对于明治日本治国理政方针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皇权的复辟,结束了幕末日本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而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建构的近代皇权,则为国民统合提供了现实有效的轴心。可以说,天皇是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皇权是日本走向近代的重要支撑点。

  关 键 词:天皇/皇权/明治维新/德川幕府/国民统合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编号:17JJD770010)。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庆应三年(旧历1867年)12月9日(西历1868年1月3日)①,日本政坛发生“王政复古”政变,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轰然垮台,天皇“亲政”的明治政府成立,日本开始步入近代的“维新”。一般说来,狭义的明治维新指“王政复古”,广义的明治维新指1853年“佩里叩关”至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的社会变动与制度转型过程,而后者通常被视为明治维新研究的基本范畴。②

  以“王政复古”为界,明治维新的历史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经历了“尊王攘夷、倒幕”和“维新”上下两个半场。幕府和强藩作为上半场的主角,进入下半场后很快消失了身影;原本在上半场还只是配角的下级武士精英,在下半场却大放异彩。相比之下,整场始终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唯有天皇。然而,以往的中外明治维新研究,却不同程度地给人留下天皇被利用、只是一种被动存在的模糊印象,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天皇不过是个“傀儡”。③显然,阐明天皇及皇权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深化明治维新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解析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属性及其运行机制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前提。

  一、皇权的旁落

  据中国正史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汉四郡后,已知“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④公元5世纪倭五王统治时期,日本形成名为“大和”的统一国家,当时的“倭王”即后来所称的天皇,⑤集政权和神权于一身的世袭天皇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至7世纪初,日本统治者已对外宣称“日出处天子”⑥或“东天皇”⑦。公元8—12世纪,由于全盘引入中国唐代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发展进入全盛期。

  1182—1602年,日本处于镰仓、室町幕府及织丰政权相继掌权的武家时代,天皇和朝廷犹存,但已大权旁落。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群雄争霸再起,结果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决战中率领东部联军打败拥戴秀吉嗣子秀赖的西部联军,1603年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开始在全国行使最高军政统治权。

  德川幕府是日本400余年来武家政治的集大成者,其独裁统治的成立,一方面依靠本身拥有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度”强制的制度安排。1615年剿灭丰臣氏反抗势力后迅即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意味着幕府统治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

  《武家诸法度》是一项规制地方政权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共13条,主要内容是:地方藩国须经文备武,治不忘乱;参觐交替,服饰出行严守规定;厉行节约,不可群饮逸游;不可藏匿不法之徒;不可介入其他藩国事务;不得与其他藩国结盟或联姻。此后,《武家诸法度》屡经修改,1683年追加的一条规定是“万事应江户之法度”。⑨以效忠将军、严守幕府“法度”为前提,藩国享有领内司法、财政、农业、军事、教育等事务的自治权,藩主“在自己的藩国内行使着类似将军的权力”⑩,而“原则上太阁或将军不能直接介入大名领地内的大名与领民事务”(11)。由此,幕府与藩国相互认可权力和义务,形成了稳定的幕藩统治体制。

  与以往的武家政权一样,出于降低统治成本的考虑,德川幕府保留了天皇及其小朝廷,天皇表面上依然高坐神坛并掌握包括册封幕府将军的封官叙位权力,实际上既不能干政,也不能对社会施加影响。幕府为天皇及其小朝廷量身定制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共17条,第1条即规定天皇日常生活的“本业”为“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乃御学问,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有之也”。(12)其他条目则规定了皇族亲王和朝廷大臣的位阶、座次、礼服式样,各级文武官员的任免资格和程序,以及其他下属门人及僧官的任用、位次,朝廷官员的处罚等。除此之外,幕府于1600年关原之战后便设立了京都所司代(幕府驻京都的代表),1603年又在朝廷中设立了盟誓效忠幕府、朝廷之事无论大小均向幕府如实禀报并征询意见的“武家传奏”官,(13)将天皇为首的朝廷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皇权旁落与幕府的专横,可以从如下三起事件中窥知一斑。一是德川家康介入皇家事务。1598年8月,深得朝廷信赖的丰臣秀吉暴毙。10月,27岁的后阳成天皇以身体不佳为由,欲将皇位禅让给皇弟智仁亲王,前关白(14)九条兼孝等朝廷重臣持有异议,于是“垂询”德川家康意见。当时家康已怀争霸天下之心,遂以天皇正值当年且已立皇长子为储之由,阻止了亲丰臣氏的智仁亲王继位,由是开启了“让位、践祚、立太子等朝廷大事举凡咨询幕府并待其奉答后决定之例”(15)。二是幕府直接干预朝廷内部事务。1609年,朝廷官员与宫内女官淫乱事发,后阳成天皇盛怒之下欲将涉事人犯统统处死,德川家康接受“垂询”后,为彰显幕府权威,竟将人犯一律流放了事,威严扫地的后阳成天皇“垂请”退位,而德川家康支吾搪塞,硬是拖了近两年时间方才“允准”。(16)三是幕府“匡正”天皇“擅为”的紫衣事件。佛教传入日本后,寺院成为不容小觑的社会势力,而规定寺院级别及其僧侣等级的权力一直掌握在“太阳神之子”天皇的手里。为了掣肘天皇的神权垄断,幕府于1613年颁布《敕许紫衣法度》,规定天皇敕许大德寺、妙心寺等八家寺院住持紫衣前须向幕府通报。1615年颁布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再次规定禁止紫衣滥授。但是,朝廷为获得寺院的财政支持,未向幕府通报便敕许了大德寺等寺院的十余位高僧紫色袈裟。1627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了让世人明白世俗权力高于神权,宣布1613年之后的敕许无效,随后又将抵触幕府决定的大德寺泽庵宗彭、玉室宗珀和妙心寺东源、单传等高僧驱离寺院流放。面对专横跋扈的幕府,不堪其辱的后水尾天皇除了以禅位宣泄不满外,已然无计可施。(17)

  这样,表面看由天皇和朝廷为一方、以将军和幕府为另一方构成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运行常态却是将军独大和皇权被架空。由于现实中朝廷和幕府间存在完全不对称的实力差距,两者的相互容忍和利用反而变得容易,这种状态至少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的日本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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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栋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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