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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制度: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贡献
2019年10月09日 15:24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作者:孙存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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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以人民利益为基本价值,是增强政治认同的制度保证;以团结合作为基本形式,是现实政治整合的制度设计;以协商讨论为基本方式,是达成政治共识的制度安排。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一般政治理念、具有重要世界意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政治文明  中国贡献

  作者简介:孙存良(1978—),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金一般项目“选举民主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项目编号:16BKS083)阶段性成果。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一般政治理念、具有重要世界意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优德w88优德中文官方网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70年来,新型政党制度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一同进步,愈益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中不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一、新型政党制度以人民利益为基本价值,是增强政治认同的制度保证

  政治认同是人民对政治制度的支持认可和对政治共同体的心理归宿感。美国政治学者罗森堡姆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也包括那些他感觉到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2]只有增强政治认同,才能减少执政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有很多途径,但最基本的途径是政治制度能够反映人民意愿、回应人民诉求、代表人民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新型政党制度是反映、表达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渠道,这为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提供了制度平台。

  政党是阶级的组织,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4]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虽然所代表的群体有所侧重,但是都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据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中国共产党首先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第一位的就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其次还要代表作为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农民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是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广大工农阶级的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更加多元化。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要具有巨大利益包容性和兼顾性,代表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从理论上来说,最广大人民与全部人民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全体人民的范围要大于最广大人民,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也就不能称其为“政党”。对于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民主同盟主要由从事优德w88优德中文官方网站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由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作为各团体、各阶层的代表,各民主党派成员一般学历高、收入高、地位高,他们视野比较宽广,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在反映特殊群体的利益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当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并不是绝对划分的,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只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不代表其他阶层的利益;也不是说各民主党派只代表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的利益,不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事实上,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各个方面的利益,而且民主党派也经常反映工人、农民等阶级阶层的利益。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秉持公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统筹兼顾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充分代表、照顾和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实现和发展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新型政党制度代表人民利益,主要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民主党派的重要工作方式。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贯彻践行群众路线;民主党派每年的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也是贯彻践行群众路线。新型政党制度坚持群众路线,主动了解群众需求的方式,虽然不同于公民政治参与,但是也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更适合受几千年专制传统影响、公民不愿参与的中国国情。这实质上是一种“逆向参与”,有效发挥了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功能,增强了人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6]事实证明,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展现了强大适应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扩大政治参与、代表和反映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福祉不断增进,逐步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在中外历史相当长的时期,“党”都是从负面、贬义意义上来说的。在中文中,《说文解字》将党释义为“尚黑”。中国古代认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吾闻君子不党。”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争、结党营私等,都反映了对政党的负面评价。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西方,最初对其的评价也是负面的。从词源学上来说,政党的英文party来源于拉丁语的partire,本身就具有部分、分开的含义。最初,政党概念也是与派系混为一同的。正因为政党不代表整体利益,因而在西方早期对其都具有反感、抵制的态度。作为较早讨论政党的学者,柏林布鲁克(Bolingbroke)曾指出:“政党之治理……必终结于派系之政府。……政党乃政治之邪恶,而派系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7]美国建国之父受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政党持一种怀疑和抵制态度,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所谓“派系”即政党的批判,体现了把政党视为邪恶的东西。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华盛顿等政治精英认为政党只能腐蚀和毁灭新生的共和国,是政府“最险恶的敌人”“最可怕的灾难”。1796年华盛顿在离任时发表的告白词中说道:“党派终将成为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人颠覆人民权力的政治工具。”[8]人们之所以对政党呈负面评价,主要原因是政党是代表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虽然近代以来西方政党在推动政治革命、民主政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面评价不断增多,但西方政党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现实仍没有改变。西方政党往往为了所代表的少数人、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置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于不顾,更谈不上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恩格斯曾对美国两大政党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指出:两大帮政治投机家“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9]而新型政党制度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追求,超越了党派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实现了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

  二、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合作为基本形式,是现实政治整合的制度设计

  政治整合是将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机融入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和结果。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戴维•米勒指出,“现代国家的优德w88优德中文官方网站信仰的差异,使得社会变得分裂。在许多国家中,人们由于种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道德观、生活价值观、艺术品位、音乐口味的差异,其公民认同正在变得千差万别。在这些领域里,人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存在着一致性了。”[10]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要整合不好容易造成政治冲突。只有把不同政治力量吸纳到政治体制中,有机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才能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谐。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能够把不同政治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

  新型政党制度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建立起了亲密的合作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得到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积极响应。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在新中国筹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就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合作协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这种合作关系得以延续,共同参加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团结合作,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

  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共产党与参加合作的各政党之间不是平分秋色、轮流执政或者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这种合作型政党关系,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主要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前提和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巩固起来的,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组织领导,而是政治领导,也就是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在党际关系上是平等的。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在野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毛泽东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1]各民主党派参政决不只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各民主党派成员既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有适当数量、一定名额,担任国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还可以通过人民政协等渠道参加国家重大事务的协商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形象地比作是“众星拱月”。中国共产党就是“月”,民主党派是“众星”,他们围绕在“月”的周围,形成一幅完美的景象。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发扬了民主,又实现了集中,形成了推进共同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团结合作,还有着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在不同时期,思想政治基础有所不同。在当今,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正是在这一思想政治基础上,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作为合作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确保了中国政治制度能够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意志,把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建设国家的强大合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越紧力量越大。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中国高铁、中国核电、中国卫星等“中国名片”影响世界,将世人眼中一系列“不可能”变为“可能”,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难事,彰显了中国力量,产生了中国震撼。“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制度支撑作用。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是很少见的。”[13]

  新型政党制度这种团结合作型的政党关系,可以有效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超越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关系。人类社会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初心,就是有效整合内部力量,以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共同的目标。作为组织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当聚合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不是割裂社会、制造政治分裂和对抗。以相互竞争为核心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往往沦为政治恶斗、相互攻讦,反对党以“我办不成事,也不让你成事”的心态,为了反对而反对,“否决政治”现象不断出现。比如,美国两党争斗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一大弊端。2018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两大政党在参议院投票时完全以政党划线,共和党参议员都投了赞成票,而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虽然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结果获得了通过,但两党政治的恶斗与算计加深美国社会原已严重的分歧裂痕。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美国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围绕57亿美墨边境修墙预算相持不下而出现了长达35天的史上最长“停摆”,大量政府服务被终止,数十万政府雇员失去收入来源,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如果说形成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西方国家还能够有效运行的话,那么移植到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后则往往是灾难性的,严重的水土不服,造成党争不断、政局不稳,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像亚洲的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拉美的墨西哥等,选举暴力不断,社会严重对立,人们遭受严重灾难。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他到一些国家访问时,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羡慕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度,说他们就缺少像中国民主党派这样跟执政党通力合作的政治力量,各政党相互争斗,不仅很难干成什么事,而且造成社会政治动荡不已。[14]政党之间的相互掣肘,还导致政治决策效率低下,甚至一些正确政策或对社会有利的议案和法案,由于政见分歧而难以通过和付诸实施,更难以迅速有效应对重大事务及突发紧急事件,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小布什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该计划却在众议院遭到否决。后来,经过修改的救市方案虽然获得了通过,但是错过了救市做好的时机,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导致股市暴跌。新型政党制度,既可以有效避免一党制因缺乏有效监督而走向专制独裁,又可以有效避免多党制下恶性竞争导致政治对立和冲突,确保了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力、凝聚力。

  三、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讨论为基本方式,是达成政治共识的制度安排

  共识是合作共事之基、团结奋斗之要。政治共识是人们对于政治理念、政治规则、政治政策等一致意见。没有政治共识,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和谐稳定。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有效的沟通协商。“所有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反映。”[15]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运行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国家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或直接沟通协商。这种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达成政治共识的有效制度安排。

  不同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强调公共理性,以实现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不仅具有个人理性,而且还有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指公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不只是考量个人利益,而且还根据个人理解提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美国政治兴发娱乐官方网站家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16]正因为人民具有公共理性,在协商讨论中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利于政治共识的达成。同时,公民对公共事务讨论协商的过程本身就是凝聚政治共识的过程。民主绝不是共同体中每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每个人的不同利益进行整合,找出最大公约数。公民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协商讨论,公民把各方面的利益和各种观点表达出来,在听取他人的意见之后,自己的偏好和观点往往会改变。最后协商达成的方案,是在综合比较分析中形成的更加理性、更加完善、更加优异的方案。这样协商讨论的过程,不是“输者全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而是充分考虑各方面意见和利益的共赢,也就是凝聚各方面共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协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论坛而不是竞争的市场,其中,政治讨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公共讨论的结果。”[17]这种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提升了民主的本质。

  新型政党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注重协商讨论解决公共问题,是达成政治共识的有效方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18]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实现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就重大公共问题进行理性讨论、相互沟通、坦诚交流,达成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19]

  新型政党制度以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为鲜明特色,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吸纳到政治决策之中,推动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旧式政党制度以选举民主为主要运行方式,不仅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且容易分化人民、制造社会分裂。选举民主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核心是争取人民的选票,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裁定。在旧式政党制度下,各政党为在竞争选举中胜出,就必须对社会群体进行“切割”,划分敌我友,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把“把自己的人团结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以赢得多数选票。为此,各政党不仅要正面宣传自己,而且还要进行负面文选,攻击和丑化对手,把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的社会群体的矛盾公开化,造成社会对立和冲突。正是由于选举民主的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它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选举民主的反思和纠正的结果。但在西方社会,竞争性选举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拜物教”,协商民主的发展受到巨大限制。目前,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在基层领域进行,而且影响非常有限。当然,指出选举民主的局限性,并不是完全否定选举民主的价值,而且新型政党制度也不是没有选举民主。任何协商讨论都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在协商讨论之后必须进行投票表决。新型政党制度优越于旧式政党制度之处,在于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凝聚了政治共识。李维汉指出:“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是经过协商来调整的,国家事务中的重要问题是协商成熟而后决定的,国家的选举也是经过协商提名的。正是由于在协商过程中反复地交换了意见,展开了争论,从而辨明了是非,达成了协议,在进行选举和通过议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常常出现最大多数一致以致全体一致的赞同和决议。”“政治协商的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过充分协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见在基本上达成适当集中和统一。”[20]

  结语

  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23]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提供了底气和勇气。

  收稿日期:

   注释:

  [1] 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2] [美]威尔特 ・A・罗森堡姆:《政治优德w88优德中文官方网站》,陈鸿瑜译,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4]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7年版,第344页。

  [7]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页。

  [8]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September 19, 1976. George Washington, Writing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7,p.968.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10] David Miller, “Citizenship and Pluralism”, Political Studies,1999,XLIII, pp432-450.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13] 《“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

  [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7页。

  [15]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6]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页。

  [17] Carolyn Hendriks, “The Ambiguous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Jublilee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October 2002, p6.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4页。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20] 李维汉:《李维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21页。

  [2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2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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